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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葡京官方 邀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近日来新葡京官方 开展三场学术讲座，为近千名师生深度拆解“英国因何领先世界”与“中西发展路径因何分岔”两大牵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与文明发展走向的世纪命题。

莫基尔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史学家之一，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特罗茨艺术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致力于理解欧洲社会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背后的经济与思想根源，代表性著作包括《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以及《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新作《两条繁荣之路：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与制度（1000—2000）》即将出版。

“全球大师”系列讲座：英国崛起的秘诀

10月23日上午，系列演讲首场拉开帷幕。莫基尔教授带来“全球大师”系列讲座中题为“The Secret of British Leadership”的精彩报告。本场讲座由新葡京官方 刘守英教授主持，讲座现场比肩接踵、气氛热烈。苏州、通州、中关村三校区同步开设直播会议室，近上千名师生实时共享这场跨地学术盛宴。

在本场讲座中，莫基尔教授以“大繁荣”与“大分流”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将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比作“人类文明史上可与一万年前农业发明相提并论的转折”。这一变革不仅系统性地提升了全球物质生活水平（“大繁荣”），也促使欧洲——尤其是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形成显著的发展差距（“大分流”）。在回顾学界对“大分流”的主流解释时，莫基尔教授从四个维度进行了梳理：在地理层面，英国丰富的煤炭与铁矿资源，以及其岛国地理位置，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在制度层面，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议会治理结构与产权保护机制，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在经济层面，较高的工资水平推动企业积极研发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文化层面，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责任伦理的普及，为技术革新注入了精神动力。然而莫基尔教授强调，这些因素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唯有将其与“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执行能力”相结合，才能完整揭示工业革命的深层动因。

在剖析了现有解释的局限之后，莫基尔教授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精英工匠”群体与“市场化的学徒制度”，是推动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

核心论点：精英工匠与市场化学徒制

莫基尔教授指出，英国能够在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仅在于诸多伟大发明的涌现，更得益于一支规模庞大、技术精湛的“精英工匠”队伍。这一群体涵盖了工程师、机械师、钟表匠、铁匠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能将蓝图精准加工为可持续运行的产品与工艺体系。莫基尔教授又举出了瓦特改良蒸汽机的经典案例。他指出，“蒸汽机的核心部件，即气缸，对制造精度要求极高。正是得益于工匠约翰·威尔金森发明的‘镗床’技术，才实现了气缸内壁的精密加工，使瓦特蒸汽机从图纸变为现实。这一成功，与达·芬奇等先驱的诸多天才设计因当时制造工艺限制而未能实现的境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支撑这一强大制造能力的，是英国在17至18世纪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学徒体系。它依托于市场化的师徒培训模式，以成文法规与地方法院的强制执行作为制度保障，更通过“声誉约束”机制降低师徒间不完全契约的执行风险，并确保技能传授的系统性、扎实性与可复用性。正是这套制度，为工业创新所依赖的高质量工艺、工具与材料——包括蓝图的精准执行、规模化生产、设备维护与细微改进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验证上述观点，莫基尔教授在演讲中列举了多重历史证据：

1.知识与人才的频繁跨境流动。为实现技术的规模化生产，欧洲大陆的发明家与“技术密探”纷纷赴英学习或邀请英国工匠出山。这一现象反映出英国在“将科学转化为工艺”方面已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

2.技能供给充足。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并未出现技能溢价的大幅上升，说明高素质工匠的供给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支撑了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

3.较高的生产力与人力资本：与法国相比，英国工人表现出更高的生产力，这可能与英国人更好的营养、身高和健康状况有关，从而关联到更高的认知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技能积累与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

从正向反馈理解现代增长

基于上述证据，莫基尔教授进一步将英国工业化之后的增长机制概括为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具体包括以下四重机制：

1.行为层面的反馈机制。根据“生命史理论”，18世纪英国居民收入水平已高于欧洲大陆，高收入增强了人们的风险承担意愿，激发了创业精神与社会信任，进而推动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活动，最终进一步促进收入增长。

2.营养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收入提高带来营养改善，有助于个体认知与生理发育，从而提升其学习技能与采纳创新的能力，推动生产率提高与收入进一步增长，打破原有的“低收入—营养不良—能力受限”的陷阱。

3.“有用知识”积累的强化机制。随着更多人摆脱基本生存压力，他们得以投身于“有用知识”的探索与技术改良当中。这些进步反过来推动生产率与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4.奢侈品需求带动技能升级。收入的增长使得人们对钟表、精密仪器等“奢侈品”的需求上升，进而刺激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推动学徒制的不断完善与工匠技能的持续进步。技能进步再反哺技术创新，带来进一步的收入增长。

此外，莫基尔教授也指出，英国在长期内部和平与制度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有效减少了国防与内乱对生产性资源的“挤出”效应，为上述多个反馈回路的顺畅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最后，莫基尔教授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化学、电力、冶金等“正式科学”。英国在“可编码化、数学化的科学知识”领域不具备优势，而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则凭借更完善的科研机构与大学体系实现了反超。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逐渐被法、德、美等国取代，其所依赖的“隐性技能”优势也随之弱化。尽管如此，莫基尔教授强调，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贡献在于“开创了通过技术进步与自由企业制度打破普遍贫困的发展模式”。这一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全球价值，其意义不会因英国相对地位的变迁而逆转，至今仍为现代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增长提供了关键范式。

总结致辞

刘守英教授在总结致辞中指出：今天我们已普遍认同“制度很重要”，但仍需追问——当一个社会处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阶段，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在发挥作用、这些技术从何而来、社会又该如何为其生长提供适宜的土壤？他强调，在探讨生产力革命的当下，必须更好地厘清“原创而有用的知识”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技术，以及如何持续学习并有效传授这类技术知识。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往事，更在于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与认知框架，从而为当今与未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提供坚实支撑。

第六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

10月25日，近400位中外知名学者和学生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文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隆重举行第六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共谋“十五五”时期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议题，会上学校举办“诺奖学者新葡京官方 行”启动仪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为乔尔·莫基尔颁发兼职教授聘书，并赠送中国人民大学“文明新形态‘两史两论’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仕政主持。

乔尔·莫基尔教授作为大会年度主旨演讲嘉宾，以“工业启蒙：全球经济史的核心？”为题，展开了一场深度且富有洞见的演讲。

他指出，正如我们谈论工业革命与全球经济“大分化”时，往往聚焦于蒸汽机、工厂制度等显性成果，却鲜少追问：为何这场变革偏偏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非曾在科技和治理上领先的亚洲文明？莫基尔围绕“有用知识”与“工业启蒙”两大核心概念，拆解了英国经济崛起的文化密码，也为理解东西方发展路径差异提供了深刻视角。

核心命题：“有用的知识”如何破解经济增长的“诅咒”

提及全球发展，“大分流”是绕不开的关键词——它描述了世界各国财富与生活水平逐渐拉开差距的过程。但莫基尔教授提出了一个互补概念：“大逆转”。公元1250年左右还处于“落后野蛮”的欧洲，为何能在数百年后超越中国、古印度、中东等文明古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答案的核心，藏在“有用知识”这一18世纪英语语境中的概念里。

莫基尔教授首先点出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诅咒”：收益递减。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初期增长往往显著，但随着规模扩大，回报会逐渐下降——两国贸易越频繁，新增收益越少；资本投入越多，边际利润越低。这种“凹性诅咒”曾是所有文明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有用知识”正是打破这一天花板的关键。它能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的效率提升，让经济增长摆脱“投入越多、回报越少”的困境。

他特别纠正了一个认知误区：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工业启蒙”的长期结果。17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确立了一种对进步的坚定信念，英国则是将进步的关注点聚焦于知识所能带来的物质提升。“工业启蒙”背后的此种价值导向推动了知识的持续积累——它让“有用知识”从零散探索，变成了系统性的创造与传播，最终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发生在12世纪、15世纪，偏偏在18世纪腾飞？”莫基尔教授的答案是：英国的工业启蒙哺育了一套独特的知识生态，既解决了“知识如何创造”，也解决了“知识如何传播”。

在“知识创造”层面，英国出现了多元的激励机制。不同于单一的市场驱动，这里的激励既包括对发明者的金钱回报，也包括科学家收获的名誉认可。这套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欧洲独有的制度创新，专利体系（英国1624年确立，19世纪初在欧美普及）赋予发明者数十年的垄断权，让“知识成为财产”。即便像1796年发明天花疫苗的爱德华·詹纳未申请专利，英国议会也通过3万英镑补贴（当时的巨款）认可其贡献；

2、学术认可体系：大学终身职位为科学家提供稳定保障，皇家学会、国家科新葡京官方 等机构的“院士身份”，以及亚当·斯密强调的“同伴认可”，成为学者追求知识的重要动力；

3、非功利动机：好奇心、对“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信仰（如牛顿研究宇宙的动机），也驱动着无直接经济收益的基础科学探索。

而在“知识传播”层面，英国的创新更具突破。莫基尔教授强调，“知识若不能被获取，再先进也无济于事”，因此工业启蒙重点解决了“知识的可达性”问题：

1、知识编码化：将过去“口口相传”的隐性知识（如铁匠的制锁技巧、面包师的烘焙经验）转化为书面文字和插图手册——18世纪涌现出来的百科全书（如DDO编撰的多卷本技术百科，甚至详细记录“如何制作回形针”），就是典型代表；

2、知识连接机制：科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英国的“月亮社团”便是典范——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等成员在此交流，让“懂知识的人”与“造东西的人”建立桥梁，推动知识转化为技术；

3、技术重组创新：多数发明并非“从零到一”，而是现有知识的重组——飞机整合了空气动力学、机架技术，汽车整合了轮胎、发动机知识，这种“次级创新”正是知识传播效率提升的产物。

在解析英国的同时，莫基尔教授也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唐宋时期曾拥有活字印刷、指南针等顶尖技术的中国，为何未能孕育出工业革命？他从文化与制度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

首先是“知识产权观念的滞后”。中国古代的科技进步多由官方主导——从秦代的天文机构到清代的技术部门，科技成果归属于朝廷，而非个人。这种“集中制”下，“保护个人知识财产”的需求从未出现：直到1904年《大清专利章程》颁布，中国才正式引入知识产权概念，比英国晚了近300年。而欧洲的科技探索以个人为主，“知识产权”成为激励创新的必然选择。

更深层的差异在于中西方文化对“进步”的认识。莫基尔教授指出，英国工业启蒙的核心共识是“人类能通过知识积累实现社会集体进步”——从大卫·休谟“人类思想在发酵酝酿”，到亚当·斯密“经济增长源于知识传承加厚”，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信念，推动着知识持续迭代。

而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主流，是对先贤的崇拜：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朱子学说等正统思想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偏离正统的学者（如晚明哲学家李贽）甚至会遭到迫害。即便有戴震等学者推动“考证运动”，挑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其目标仍是“更好地理解古代圣贤的意图”，而非突破传统、探索新的知识边界。这种“向后看”的文化倾向，使得技术进步多为零散突破，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积累——宋代的技术繁荣，最终也未能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

分享的最后，莫基尔教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总结：英国的工业革命，如同在“肥沃土壤”中播下了“好种子”——“肥沃土壤”是中世纪以来积累的文化与制度基础，而“好种子”则是“有用知识”与工业启蒙的实践。但他强调，“土壤肥沃不代表必然丰收”：若缺乏对知识创造的激励、对知识传播的重视，即便有技术潜力，也难以长成经济繁荣的“大树”。

“未来经济论坛”第二期

10月27日，莫基尔教授系列演讲迎来最终华章。“未来经济论坛”第二期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盛大举办。莫基尔教授以“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the West”为题进行报告，讲座由新葡京官方 副院长李三希教授主持。这场备受瞩目的学术活动，吸引了校内外六百余位师生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讨论热烈，为莫基尔教授的系列演讲画上了一个精彩而完美的句号。

讲座开始前，新葡京官方 副院长李三希教授与莫基尔教授亲切交流，并代表新葡京官方 向莫基尔教授颁发讲座纪念牌。

讲座伊始，莫基尔教授提出本次讲座讨论的核心主题：为何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率先出现在欧洲，而非长期领先的中国？这个问题在学界常被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但莫基尔教授认为这一现象更应被称为“大逆转”（Great Reversal）。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在众多指标上都领先欧洲；而到1900年，这一格局发生彻底逆转。

莫基尔教授首先梳理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既有讨论。他提到，过去15年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高度关注“持久性”（persistence），即某个地区的历史情况对现在的影响，过去富裕的地区现在依旧富裕，过去技术进步的地区现在仍在进步，一些地区文化特征也会长期存续。不过莫基尔教授指出，这一系列研究存在的几方面争议：第一，在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情况下，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能误导最终结论；第二，相关研究对“持久性”的机制并未做出清晰解释。继而，莫基尔教授引用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关于北美殖民地与加勒比地区“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研究提出第三点质疑：在许多关键历史情景中，事实上并不存在“持久”，而是“逆转”。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逆转”是“所有逆转之母” （the mother of all reversals）。

接着，莫基尔教授从多个维度展示了“大逆转”的具体表现。在人均GDP方面，早期中国位居前列，但随后长期停滞，而荷兰与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始持续增长。在创新方面，1200年后中国的重大技术与科学突破显著减少，1500年后基本消失，甚至在造船、钟表制造等领域出现技术倒退现象。在国家能力方面，1086年北宋的国家能力远超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但到了1800年，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已超越中国。在城市化方面，1000年时中国约有3.1%的人口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欧洲几乎为零；但到1500年，中欧城市化率大致持平，1800年，欧洲城市化率几乎达到中国的3倍。

针对中国与西方的“大逆转”现象，莫基尔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s）的差异。他认为，社会组织本质上是协调和组织地方公共品（local public goods）和俱乐部物品（local clubs）生产和交付的机构。“社会组织”和“国家”存在很大区别。中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地方公共品——如救济、教育、治安等——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地方社会组织提供。这些组织的成员生活在同样的社区中，长期互动，因此成员间的合作可通过重复博弈与社区执行（即共同惩罚不合作行为）得以实现。

在中国，自宋代起，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在南方兴起，逐步承担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负责兴办教育、祭祀祖先、提供救济、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协助征税等事务。宗族组织具有依托血缘、强调对祖先的崇敬、服从权威等特征。

欧洲则走向相反方向。欧洲婚姻模式逐渐兴起，其主要特点包括晚婚、婚后独立建立家庭、严格一夫一妻、禁止近亲结婚、高独身率等。欧洲婚姻模式使大家庭（Extended Kinship）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下降。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出现大量基于共同利益、自我治理、具有法人地位的“自治团体”（corporations），包括自治城市、行会、大学、修道院、各类协会与学会等。

莫基尔认为，社会组织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文化的分化。在宗族社会中，合作与信任主要发生在“自己人”内部；在“自治团体”社会中，人们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从而更容易发展出个体主义倾向，产生对陌生人更高的信任、对权威的适度怀疑、对新思想的开放以及个人的责任与权利意识等。

讲座最后，莫基尔教授解释了上述分化如何与工业革命相关，他提出了五条关键机制，包括祖先崇拜与知识取向，文人共和国，大学、学会、城市的竞争，修道院在早期的作用，以及信任经济。欧洲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开始分化，中国走向宗族，欧洲走向自治团体，这一分化的结果最终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以非预期的方式体现。因此，工业革命并非“大逆转”的原因，而是更早期社会组织分化的结果。

在问答环节，与会师生与莫基尔教授就全球化是否会削弱历史文化对创新的制约、造成中欧文化差异——天主教和理学——的深层因素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从“工业启蒙”到“中西分岔”，再到“未来耦合”，莫基尔用三场演讲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学术“接力跑”——问题留给时间，答案写在未来。此次诺奖巨擘莫基尔教授的系列演讲，不仅为新葡京官方 师生带来一场场思想盛宴，更搭建起横跨国界与学科的桥梁；其洞见与前沿理念，点燃师生叩问经济史的热望，为下一程学术探索与实践远征注入崭新坐标与澎湃动能。